著名汉学家马悦然去世,享年95岁

他与妻子陈宁祖育有三子:安德斯和贡纳尔。宁祖1996年去世。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马悦然不仅在文学作品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瑞文化交流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过去半个世纪,马悦然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推动者。

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汉学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学者群体。他们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教学、科研和翻译推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发挥汉学家们的积极作用。有鉴于此,本报今起推出《我看中国——知名汉学家访谈录》专栏,刊登本报驻外记者对一批有重要影响的汉学家的采访报道,与读者一起分享他们传播中华文化的心得和感悟。

在缅怀马悦然一生事业、事迹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中国文学通往世界的桥梁需要更多的“马悦然”,但根本上还需依靠自己去修补。我希望并相信,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中西文学、文化间的交流与认知鸿沟终究会被填平——这应该也是马悦然先生本人未竟的心愿。

太阳2,他给峨嵋山的老和尚果玲做徒弟,读诗书,敲大钟;他喜欢小和尚们的晚祷:“是日已过,命亦随灭。如少水鱼,斯有何乐?”他坐在报国寺的天井,利用尼姑偷情时声带不振动的吐字法,悟解了语音学上的重大难题;他在成都的狗叫月色芬;房东兼未来岳父家的瞎狗叫“拖泥”,另一条从不咬人的温柔猎狗不叫带水,而叫“棒客”;他未来的妻子宁祖叫他“马洋人儿”。

据陈文芬说,她也会慢慢整理马悦然先生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自己与马悦然之间的感情,陈文芬说,“他是我前世的师傅。”

马:我1948年头一次到中国。当时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二十四岁青年。峨眉山的雄伟秀丽、教我欣赏唐诗的报国寺方丈对我的关怀、报国寺里的小和尚们对我的友好、乡下人民极为朴素的生活方式和众多中国友人对我的关怀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该说从那时起就与中国产生了感情。到了中国之后我很快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种很多西方社会缺乏的活力。依我看,要维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力,要靠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我对先秦文学的《左传》《庄子》非常感兴趣,而且在阅读和朗诵中受益匪浅。直到若干年之后,当我80年代初期患胆结石痛得坐立不安时,我默诵着《左传》和《庄子》里的章节,顿时觉得疼痛减轻了许多。

很多人对马悦然的认知,停留在“精通中文”“曾力挺莫言”上,但他更是中国文学走上世界舞台的推动者。他燃起了灯,让国外更多人看到了中国文学的样貌。

他年轻时因林语堂的英文着作《生活的艺术》而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学中文之初,因为无钱,他不得不露宿首都街头,晴天睡公园长凳和斯图雷广场的长椅,雨天住中央火车站的候车大厅,甚至跑到通宵营运的四路环行电车上睡觉;他说高本汉是最理想的老师,“我们真真地爱他,像爱自己的父亲一样爱他”;他给自己取的第一个汉名是“马可汉”;他爱上了“子惠思我,褰裳涉溱”里那位“满心春情的姑娘”。

马悦然,1924年6月6日出生,瑞典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翻译过《西游记》《水浒传》《辛弃疾词》等中国古典著作,亦翻译了鲁迅、沈从文等当代中文作品,致力于提升中国文学在国际的地位。马悦然也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

我们团团围坐在一个小的会客桌旁,气氛轻松、自然。话题很快转入这位汉学家的个人经历。

马悦然去世:“修桥”的“中国女婿”走了

中华读书报记者重读马悦然的部分作品,摘录轶事若干,并结合旁人的回忆,简要了解他不无传奇色彩的一生。

马悦然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海外汉学家,作为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陈文芬对澎湃新闻记者说,他爱他的老师高本汉,所以他也像他老师那样无私的爱着学生,以此来报答老师高本汉。

马:瑞典学院前任常务秘书恩达尔曾经说过,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我赞同他的这种说法。翻译可不是闹着玩的。过去中国文学的许多译本之所以出现很多翻译上的错误,主要的问题是译者不懂文学。他们是在没有读懂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去从事文学翻译的,充其量是懂外语的人,而不是翻译家。翻译一本着作,不仅要对得起作者,还要对得起读者。

可以说,他不仅是中国文学通往世界的桥梁,更是中国作家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桥梁。

1973年,他翻译的《长征:毛泽东诗歌三十八首》在瑞典出版。

陈文芬说,马悦然先生在3年前骨折之后,开始翻译《庄子》,到2018年4月6日完成了翻译,“他骨折后,开始念《庄子》,他说念着《庄子》就感觉不到疼痛,于是开始翻译,一直到2018年4月6日完成。”在刚刚完成《庄子》翻译后,据陈文芬介绍,他开始把大量精力花在陷入漩涡中的瑞典学院。“可以说,是悦然拯救了瑞典学院,维护了瑞典学院的尊严,为瑞典学院奋斗到了最后。那个时候他身体不允许长时间工作,在瑞典学院开会,就算身体不舒服,他还坚持下来,留下来投票。”陈文芬说,对于今年宣布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悦然都非常满意,他在电视上看到了两人获奖的消息。”

陪伴马教授左右的是他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她把我们带进会客室,这个会客室是以古斯塔夫三世时期着名诗人贝尔曼命名的。在这里,马教授会见了多位享誉世界的文人墨客。

马悦然不仅是中国文学通往世界的桥梁,更是中国作家通往诺贝尔文学奖的桥梁。

1990年宁祖动了大手术后,斯大请万之来代她的课,她正是万之后来的妻子安娜·古斯塔夫松的中文启蒙老师;他自号石轩居士,后以别号南坡居士与“台湾小妖”陈文芬合着了奇怪的笔记体小说集《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他说“翻译工作像吸毒一样”;又说“译者实际上应如奴隶一般工作”,而“自我否定是奴隶的基本美德之一”;他看到中风后失语的诗人特兰斯特勒默要眼镜时,会在纸上给妻子画一个只有她能理解的马头。

据瑞典媒体报道,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享年95岁。

马悦然(G·Ran
Malmqvist,1924-):瑞典着名汉学家高本汉的学生,1948年曾到中国四川从事方言调查,1950年回国。1966年至1969年,他先后任斯德哥尔摩大学语言系主任、瑞典文学、历史和文物研究院副院长,1967年至1977年任瑞典亚洲学院院长。他曾两度当选为欧洲汉学学会主席,还是诺贝尔文学奖18个终身评委之一。他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和翻译工作。他最先将《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诗经》《论语》《史记》《礼记》《孟子》《庄子》《荀子》等先秦着作,他还翻译了辛弃疾的部分诗词,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1990年6月,他从汉学系主任与教授的位置退下来之后,仍积极从事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近年来又开始翻译瑞典文学作品,以此推动中瑞两国文化交流。

对于欧美汉学家而言,翻译中国著名作品是“传统项目”,但往往都相对忽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价值。马悦然不一样。作为汉文字专业学者,马悦然的翻译作品不仅严谨、贴切,更做到了“信达雅”。而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注和评介,几乎遍及各个时期和所有文类,并组织编写了《中国文学手册:1900——1949》。他还跟很多中国现当代作家的私交都很好。“中国文学通”这顶帽子,他完全戴得住。

安德斯·奥尔松院士告诉报联社,过去两年,在丑闻导致学院出现危机期间,马教授拖着病体,坚持出席了院内所有的会议。

陈文芬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马悦然先生是在10月17日在家中平静离世的,“他说有点不舒服,坐在平常的座椅上几秒钟就离开了。像老和尚圆寂了一样。他是活着死的,没有痛苦,很平静,飞到了天堂。”

记者:每一位成功人士在少年时代都有一个梦想。您作为一位着名的汉学家有过怎样的梦想?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当一名汉学家的?

1985年,马悦然当选瑞典学院院士,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者。在被问及“中国作家得不到诺奖是否因水平落后”时,马悦然曾表示,“好的翻译太少太不及时”才是症结所在。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推介中国作家,并终有所成。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即与此关系密切。

除了语言学和文学史着作,他还翻译了四十余部中国文学图书,包括上古、中古、近代的作品,《西游记》等古典小说,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和李锐等当代作家,贡献巨大。

马悦然去世的消息,澎湃新闻记者向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那里得到证实。

记者:您怎么看翻译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马悦然一生两次婚姻的对象都是华人,这让他被人称作“中国女婿”。和许多同时代“中国女婿”有别的是,这位瑞典学者很少利用唾手可得的“中国元素符号”为自己“变现”,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从事文化“修桥”工作。可以说,从学生时代到最后,他切实将其一生,奉献给了中国文化,奉献给了中西文化交流事业。

他给曹乃谦写信问“铁梅、黄世仁、大春和李玉和是不是戏剧里头的角色”;还问群专、白头洋火、铁匣匣、板鸡鸡、立旮旯、蝇子巴巴变色货是什么;他给乃谦写信总结说“温家村里虽然啥子都是狗日的还是没有狗”,乃谦复信说其实有一条野狗,又说“说好了,我们秋天去温家窑,吃羊肉,睡窑房,听我给你们唱‘要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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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按照约定的时间,我提前来到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的瑞典学院门前,等待拜见刚刚过完90大寿的马悦然教授。正当我左顾右盼之际,一位手握雨伞、满头银发、气宇轩昂的长者疾步向我走来,我顿时眼前一亮,无需介绍,这位身着白色中式对襟上衣的长者就是马悦然教授!几句寒暄之后,马老先生就将我们领进了瑞典学院大楼。

■ 观察家

马洋人儿去马步芳的办公室,看见将军正在打电话,同时有个护士在给他打针;他拜访过十二岁的班禅额尔德尼活佛;他在卧房见到了总是躺在床上办公的法国驻汉口总领事——领事馆的前厨子;他和宁祖五十年代在北京东单史家胡同的狗叫碧儒;他认为赵元任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的动人故事,成功地阻止了汉语拼音化的进程。

记者:您曾说过,1950年离开中国时已把中国当作第二个祖国。我们知道,您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到了魂牵梦萦的地步。您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感情是怎么来的?中国文化哪些地方特别吸引您?

和许多半路出家的欧美汉学家不同,从1946年,时年22岁的马悦然就师从汉学家高本汉教授,开始学习汉语。1948年,马悦然作为实习大学生首次来到中国,并亲历了新旧中国的世代交替,对中国现当代社会的变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1965年,在他被母校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聘为汉学教授的时候,开始了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马悦然爱中国,爱汉语,爱中国文学。他和很多中国作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尽管这有时让他无端地遭受了猜疑甚至指责。

开栏的话

□陶短房(专栏作家)

他曾淘到一只箫送给乃谦,后者一直带在身旁,2012年他们在上海重逢,乃谦就用这只箫为他吹《茉莉花》《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在那东山顶上》;当记者安东·古斯塔夫松指责他为莫言游说,又在他获诺贝尔奖后将本人所译莫言小说结集出版,有不当得利之嫌时,他手一抖,给新闻界群发了邮件,大骂“如果瑞典电视台的文化部都是安东某某这种白痴……”

记者:这或许是“诗歌疗法”吧。

马悦然推崇莫言对文字的掌控力,他读完莫言短篇《小说九段》后就将其译成瑞典文,称“读莫言的文章会想到中国古代会讲故事的作家——蒲松龄、吴承恩,从中能看到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子”,所以也极力推荐他。

瑞典语言学家、着名汉学家、翻译家和瑞典学院院士悦然·马尔姆奎斯特10月17日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马:是的。中国传统文化充满吸引我的活力。

瑞典当地时间10月17日,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马悦然先生与世长辞,终年95岁。

他还曾把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的作品译成汉语和英语,把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作品译成瑞典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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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22日,悦然在乃谦家宣布与《中国时报》记者陈文芬订婚。没等乃谦开口唱要饭调,席间众人齐声道:今天是个好日子。

马:1948年我翻译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是我的第一部关于中国文学的译作。1965年以前,我主要翻译中国上古与中古文学的作品,如《诗经》《楚辞》以及汉朝的民歌与乐府、唐宋诗词等等。从1965年起我开始翻译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诗歌。我对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涌现出来的诗人如北岛以及其他当代诗人很感兴趣,他们的作品我翻译了不少。上世纪80年代应该算是中国新小说的黄金时代。我非常欣赏那个年代末出现的作家和作品,如李锐、余华、苏童、莫言、曹乃谦、阎连科的作品。

1924年6月6日,马悦然生于延雪平,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师从同乡汉学家高本汉,1948年靠着“煤油大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赴华调查四川方言,后任伦敦大学中文讲师,五十年代在瑞典驻北京大使馆做文化秘书,又赴澳大利亚教书,再返斯大教中文,1985年入选瑞典学院,坐五号席。

(本报赫尔辛基7月21日电 本报驻赫尔辛基记者 赵广俊)

他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找到了西安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老九诗选》并如获至宝;他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瑞典俚语和口头语翻译《水浒传》;他在瑞典的学生们整个学期只读《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1979年春的一天,满街的成都市民看着他站在摊子前,“像鲁智深吃狗肉一样”吞下了一大碗甜水面;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个祖国”。

马:我很小的时候就想当一名中学教师。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然后到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梦想有一天在瑞典一所高中里当一名教师,教教拉丁文或希腊文就行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学习期间,我开始接触东方古典哲学着作。当时经一位亲戚推荐,我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作家的作品。此后我又读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对老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道德经》的英、法、德文译本就有100种之多,而且各种译本出入很大,究竟哪个译本更接近原着?我感到很困惑。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就去拜访瑞典最有名的汉学家、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我问高本汉哪个译本最好,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这些译本都不行,唯一可靠的是我自己翻译的英文译本,但还没有出版”。于是他将译稿借给了我。一周后,当我来还他的译稿时,高本汉对我说,了解中国文学的最好办法是读中文原着。我告诉他我是学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他问我:“为什么不学中文呢?”临别时,他说:“如果你要学中文的话,8月份就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来找我。”高本汉的一席话使我放弃了所学的专业,在父母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于1946年8月从乌普萨拉大学转到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先秦文学。我当时的第一本书便是《左传》,我一直认为《左传》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着作之一。可以说,同高本汉教授的这次见面改变了我的一生。

在中文地区,他以汉名马悦然为人熟知。

记者:我们发现您对翻译情有独钟,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上,对翻译工作还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您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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