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有了“身份证”更需“保险箱”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至1959年,全国大多数省份和地区完成了普查任务。初次普查结束后,一些地方由文物专业干部组成普查队进行复查,同时系统整理和分析已有成果,区别一般文物和重要文物。

新华社记者施雨岑、王思北、蒋芳

1956年2月,第一次全国考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建议制定“文物普查保护管理办法”。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首次提出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文物普查。

文物保护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认为,用科技手段加强文物保护,建立国家文物资源数据库和文物“身份证”制度,有利于文物部门和公安、规划、国土等部门一道,共同确保文物安全;另外,也有利于通过文物名录的公布,推动公众参与,形成政府与社会的保护合力。

1981年至1985年,我国进行了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和文物复查。2007年至2011年,我国又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与前两次普查相比,第三次普查规模更大,涵盖内容更丰富,普查技术更先进。近年来,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展开,全面摸清我国可移动文物家底,建立起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和数据库。

投入10.7万名普查人员力量、12.45亿元经费,调查102万家国有单位……这次历时5年的摸底普查到底有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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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亿件“家当”,分布在辽阔的国土上——专家认为,按照我国文物目前的分布状况,仅靠政府部门来保护是不行的,必须让广大公众真正开始关注文物,方能为文物提供更高效、更全面的保护。

但当普查工作向全国展开时,问题又来了:当时需要普查的地域很广,但文物专业干部缺乏。这种情况下,此次文物普查最大的特点——“群众路线”应运而生。一时间,各地区广泛举办培训班和座谈会,进行文物政策的学习,利用黑板报、广播、文物展览会等方式广为宣传。

国家文物局督查司的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社会公众在文物保护事业上能够发挥的作用——2016年1月至9月,在督查司督办转办的128件文物违法案件线索中,有104件来自社会组织、群众举报和媒体反映,占到81.3%。

“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没什么经验。可以说,这次文物普查就是在摸索中进行的。”刘建美说。普查之初,首先选定山西作为试点。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博物馆和9省抽调的文物干部共同组成了普查试验工作队,在山西7个县率先试调查,总结经验。

国有可移动文物共计10815万件/套、新发现新认定708万件/套、建立文物资源数据库……7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摸清了“家底”。在这份长长的成果清单中,运用信息化手段、建立文物资源数据库等一系列文物管理创新之举尤为引人注目。在文物流失、盗抢、损毁等新闻时常见诸报端的今天,摸清可移动文物的“家底”能否让这张国家的“金色名片”进入“保险箱”?

“群众的力量真是大。因为当地居民最了解地形、历史、传说。他们一参与,就为普查工作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线索,节省了大量时间。‘群众路线’同时也普及了文物保护意识。”刘建美说。

“面对庞大的文物总量,我们的经费、人力远远不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王奇志说:“对于文物来说,比起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治未病’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我们省一级的博物馆能够做到,但是基层的文博单位,往往是硬件得到保障,但软件跟不上,财政比较吃紧的地方就更是如此。在一些地方,业务人员不超过3人的博物馆比比皆是。”

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各地文物分布,为征集、展览、保护、发掘及科学研究提供了参考。这次普查也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地上文物: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平遥镇国寺、赵州大石桥等等,同时也为1961年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提供了重要依据。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题:有了“身份证”更需“保险箱”——聚焦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

刘建美: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撰写《1956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述评》

摸清了“家底”,办好“身份证”,建成数据库——面对严峻的文物保护现状,这些举措还远远不足以为我国文物打造一个“万无一失”的“保险箱”。

见证者说

“保管、修复、展览等大量工作,光靠国有博物馆的人才是绝对不够的,大学、社会力量应被充分利用,有些工作可以合作、外包。”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认为,这种合作不能“一哄而上”,要根据数据分析找准方向,对社会和市场力量加以引导。

“这是第一次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的文物普查,全面摸清了我国国有可移动文物的‘家底’。”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通过国有单位文物收藏情况摸底调查、文物认定、信息登录等环节,这次普查对我国国有可移动文物藏品进行全面登记,并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可移动文物名录、各省级文物资源目录和文物资源地图。

文物“保险箱”如何打造?

除了文物保护的“硬件”存在短板,“软件”状况同样堪忧。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全国平均每名保管人员保管文物2290件,基层库房保管员兼职现象比较普遍,专业水平不高。文物保护修复设备不完备,修复技术人员缺乏,难以满足庞大文物资源总量的保护需求。

记者了解到,通过采集27项收藏单位信息和15项文物基础信息,我国建立了文物资源数据库,目前登录文物照片5000万张,数据总量超过140TB。同时,按照统一标准为每件文物赋予唯一的22位数字编码,编码中包含藏品所在的行政区划、收藏单位和藏品顺序等信息,这也成为每件文物永久的“身份证号”。通过一张张“身份证”,将文物实物、藏品档案、电子信息等关联到一起,实现文物资源标准化、动态化、信息化管理。

“管好用好资源,不能仅仅靠几十年一次的普查。”刘玉珠说,“必须建立机制化常态化的制度,国家文物局将积极推进建立国家文物登录制度,通过建立文物认定、采集登录标准以及信息更新完善机制等,实现文物资源统一和动态管理、定期统计和发布、社会共享。”

作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文物的保护是各项相关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文物资源保管条件亟须改善,专业人员匮乏。大多数基层单位保管条件差,库房面积小,柜架陈旧,文物得不到妥善保管,少数单位没有文物库房,部分珍贵文物没有专柜、囊匣保管,长年裸露在外,受粉尘、光线以及空气中有害气体的侵蚀。

“通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全国文物大数据体系,我们就可以及时掌握国有文物动态。”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司长段勇说,一旦国有文物发生非正常变动,比如突然出现在市场上,我们就可以及时采取挽救、追回、处罚等措施。

据介绍,在普查中,内蒙古、陕西等地整理了大量钱币类文物。过去,这些文物许多是装箱、甚至是装在麻袋中存放的。

“将文物数据资源与公众个性需求有效衔接,让馆藏文物真正‘活’起来,这将是未来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新手段。”谢辰生说。

普查数据显示,37.12%的可移动文物处于“部分损腐、需要修复”的状态,1.81%的可移动文物处于“腐蚀损毁严重、急需修复”的状态,仅1.09%的可移动文物处于“已修复”状态。

摸清文物“家底”有啥用?

文物的“生命安全”是个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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