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2聂荣臻与“两弹一星”

太阳2 1

这年10月24日,聂荣臻去钓鱼台向毛主席汇报了试验的准备工作。当他汇报到“两弹结合”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主席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出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照片

1970年,我国的第一颗卫星发射日期越来越近了。4月15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卫星发射问题。毛泽东指示,要尊重科学,以大局为重,同意卫星发射安排。当毛泽东听到卫星发射成功的喜讯,他十分兴奋地说:“好,太好了!总理,准备庆贺,准备庆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参加研制和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代表,给航天战线上的广大科研人员以极大勉励和鼓舞。

聂荣臻之所以坚持“两弹”的研制不能下马,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晚年回忆“两弹一星”研制工作时提到的“两个相信”:一是相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二是相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对钱学森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统计原子弹到氢弹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法国八年零六个月,美国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和苏联四年零三个月。其主要限制在于计算特别繁复。当时中国的计算设备与上述国家毫无可比性:当时整个国内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使用时间分配给原子弹的计算,留给于敏等用于氢弹设计的时间仅有5%。于敏工作组只有人手一把计算尺,加上记忆力和废寝忘食地计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

早在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就作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

这年5月,中央军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随即将研制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在这之后,聂荣臻进行了各种组织协调工作,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后,中央专委决定将其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代号为“651”任务。卫星上马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工程的进展受到极大的干扰。聂荣臻那时候紧盯着“两弹”结合试验,盯着氢弹,他还盯着核潜艇和卫星。

1956年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原子弹。……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太阳2,1960年,当我国的导弹仿制进入关键阶段,苏联突然断绝援助,撤走了专家,使我国尖端武器研制陷入困境。毛泽东鼓励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我国自己的专家、科技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自力更生,发愤图强,仅在苏联专家撤走3个月后,就创造了奇迹。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代号为1059的导弹发射成功。

聂力回忆,她曾经听父亲说过,钱学森刚回国的时候,周总理曾嘱咐父亲:要好好对待钱学森。周总理说,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钱学森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聂荣臻一直记着周总理的这句话,从不敢怠慢,他对钱学森非常关心,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为钱学森考虑得很周到。聂荣臻要求五院的领导,工作上给钱学森提供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要积极采取严格措施。并规定,没有他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飞机。在业务技术上,聂荣臻极为尊重钱学森的意见,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聂荣臻就打电话给他,说:“钱学森哪,这次试验任务你到靶场去,有关技术上的问题由你来决定,你们准备好了,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报告我就行了。”

也就在这一年,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的总体设计方案也确定下来。虽然“东风二号”1962年进行的首次试射失败了,但是,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至7月,3枚“东风二号”导弹相继成功发射,中国具有了独立自主研制导弹的能力,为下步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结合组成实战价值的核武器,以及后来的卫星发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太阳2 2

1956年4月18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苏联谈判,谋求苏联在国防新技术装备、实物样品、资料以及技术专家等方面给予技术援助。据聂力回忆:

1965年1月,于敏与“轻核理论组”集体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1965年9月底,于敏率领研究人员赴上海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利用该所假期间空出的J501计算机(运算速度为每秒5万次,当时国内速度最快)完成了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

1966年10月,当得悉“两弹”结合研制工作进展顺利,试验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谁说我们中国搞不成导弹核武器呢,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吗!”10月27日,“两弹”结合试验成功。毛泽东得到确实是真的核爆的报告后,十分高兴。1967年6月,他说:“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这时离预定的发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现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聂帅身上,寂静的大厅里,只有倒计时数的闪光亮点,在仪器上不停地闪烁。聂荣臻与在场的专家们紧急研究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影响不大。他又接通了周总理的电话,陈述了按原定计划发射的理由,周总理表示同意。惊心动魄的时刻到来了。9时整,核导弹喷射着橙黄色的火焰,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拔地而起,渐渐消失在天边。不久,从罗布泊的弹着区传来消息:核导弹用9分14秒时间命中目标,在预定的高度实现核爆炸。这次发射的成功,在中国国防科研和建军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太阳2 3

太阳2 4

父亲又问钱学森:“如果没有外援,可以在七八年内研制出像美国‘诚实约翰’一类的无控制火箭,那如果能争取到苏联的帮助,能否提前造出比‘诚实约翰’性能更先进的火箭来?”“也许不用5年。在元帅的领导下,大家干劲十足哟!”钱学森回答说。

二机部将苏联撕毁协议的时间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代号,“596”项目不仅为我们造出了“争气弹”,自此也成为激励中国独立自主发展核事业的一个里程碑。时任负责研制导弹工作的国防部五院政委张劲夫同志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回忆这段时期时无不感慨地说: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决定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接见了冲破藩篱回到祖国的钱学森,亲自向他询问发展尖端科技的有关问题。同年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聂荣臻在《加强我国导弹研制工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发展导弹“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揭开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序幕。

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一颗重184磅、名为“伴侣一号”的金属球,用运载火箭送上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是人类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苏联卫星上天后不久,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在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这项伟大成就。11月2日,苏联第二颗卫星又上了天,当时,毛泽东还在莫斯科,他对赫鲁晓夫说:

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果断决策搞尖端技术

聂荣臻受命领导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任务后,他反复考虑,认为首先要组建研究机构及组织科技队伍,这是科学研究方面奠基性的工作,否则一切就无从谈起。

太阳2 5

1966年1月,中科院正式成立651卫星设计院,启动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但很快被突如其来的“文革”干扰。在第一颗卫星工程进入技术攻关阶段,毛泽东指示以中央专委名义向全国的协作单位发出《特别公函》,要求全国上下通力合作,为卫星研制开“绿灯”。这个《特别公函》成了一张神圣的路条,使卫星研制工作畅通无阻。

毛泽东发话了,聂荣臻作为主管全国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就得抓紧落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刚结束,聂荣臻便召集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导弹的研发报告,协调五院与中科院的分工。讨论中,钱学森提出研制卫星分三步走:第一步研制探空火箭;第二步用中远程火箭发射一颗卫星:第三步以原子能为动力的火箭,发射性能更先进、更重、更大的卫星。对于这个设想,聂荣臻积极支持,按照他的要求,这年8月份,中科院成立了“581小组”,负责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任副组长。这年8月20日,由聂荣臻签署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向中共中央正式提出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

于敏完成的一套从氢弹原理到构型的基本完整方案

1958年8月28日,毛泽东听取钱学森汇报研制卫星问题时说:“我们过去的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思想,我看我们今天搞建设,发展科技,还是要有大兵团协作精神,这个思想不能丢,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就得这么干!”毛泽东立足国内,组织全国大协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成为我国航天工程研制的指导方针。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西方一些军事情报部门认为爆炸的不过是个原子装置,美国国防部长甚至断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原子弹的运载工具。有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然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又一次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他们绝对没有想到,中国早在原子弹试验成功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中近程弹道导弹。对于导弹,聂荣臻倾注了更多的心血。1960年,五院成功仿制了苏联提供的、射程为590公里的近程导弹,这就是“东风一号”。

编 辑 | 张 宁(青柠檬网络文化工作室)

1957年7月,苏联同意在尖端武器的研制方面给予新中国技术援助,毛泽东赞成钱学森参加聂荣臻率领的代表团赴苏谈判。中苏签订了《新技术协定》,苏联提供导弹样品,帮助中国进行仿制工作。

“一切由你在现场决定!”周总理果断地说。

太阳2 6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宣告:“苏联人造卫星上天,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中科院成立了581卫星小组,开始研究放卫星的问题。

这天下午,聂荣臻批准把核弹头运到导弹发射阵地进行对接和通电试验,他来到导弹发射架下亲自坐镇指挥。“两弹”对接、通电,是最危险的工作,人们劝他离开,他却拉来一把椅子坐下来,说:“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成功,我什么时候离开。”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立足国内搞人造卫星

“你觉得还有什么困难吗?”父亲问。

1964年
9月1日,我国原子弹试验前夕,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实战性核弹头与运载工具导弹的研制工作同时争分夺秒地展开。

近代中国积弱积贫,由于没有强大的国防,成了任人撕咬的肥肉,要使新中国成为谁也啃不动的硬核桃,真正站得住、不受人欺负,就要有尖端武器。

经过一番来回地奔走呼吁,1956年10月8日,在北京西郊解放军第466医院简陋的食堂里,聂荣臻对坐在台下的200多人宣布:经过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任院长,领导大家从事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会上,聂荣臻说,在座的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随后,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彭桓武、郭永怀等一批杰出科学家,先后走进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的行列。中国导弹和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太阳2 7

太阳2 8

太阳2聂荣臻与“两弹一星”。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说,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在环境条件方面,要求也更加复杂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这项工作由钱学森、钱三强共同主持。经过二机部和七机部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仅仅用了一年多时间,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这中间聂荣臻做了多方面的协调工作。

太阳2 9

1960年5月,毛泽东在上海参观中国研制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你把40年代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兵团作战的经验运用到现代大科学的工作上来,这一整套组织合理的制度和方法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结合我国实际的!”聂荣臻90岁生日的时候,钱学森在给聂荣臻的贺信中说。

太阳2 10

1962年6月,毛泽东针对以“两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是“上马”还是“下马”之争,指示说:“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这样,我国的“两弹”工程在国民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时候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得到大发展。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他还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太阳2 11

强风会不会使导弹核武器偏离弹着点?是按时发射,还是推迟发射?他打电话请示了周总理。

太阳2 12

又过了十几个小时,聂荣臻来到发射场附近的指挥所现场指挥,一切准备就绪后,他突然接到远在新疆的核试验基地报告:核导弹的预定弹着区3000米高空出现了一股6级至7级的强风。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正式拉开。国务院国家工业体系发展规划中,核工业项目与研究机构日益增多。1955年6月,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的中央三人小组成立,陈云、聂荣臻、薄一波具体负责。

你们什么时候成功,我什么时候离开

“两弹结合”首次试验成功后,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合影留念

“好,你们又一颗卫星上了天,真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能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直到1958年1月,美国才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太阳2 13

一年零四个月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生产了样品,这种射程为12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导弹,被命名为“东风二号”。谁知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导弹起飞后,仅仅飞行了69秒就坠毁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事情定下来后,聂荣臻仍然有点不踏实,他把当时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请来,请他们到有关单位调查研究。张爱萍等人都是坚决主张研制尖端武器的,张爱萍有一句名言:“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经过深入的调研后,这年11月14日,张爱萍等人给聂荣臻以及中央军委有关领导报告说:“经过近一个月的仔细调查研究,我们认为:两三年内,最迟在1964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可能的。”这份文件一直在毛泽东手上存放到1962年12月27日,没有人知道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但从前一页半上那铅笔画下的一道道红色、蓝色的标记看,毛泽东对这件事是多么的关切和重视。

我国在集中人力物力资源进行研制原子弹攻关的重要时刻,中央指示,原子弹研制成功以后一定要突破氢弹研制。为此,我国科学工作者从1960年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氢弹研制原理的预研工作。此后,我国氢弹跟随原子弹并行研发,成就了我国两代实战化核器的顺利发展。正是这一招妙棋,我国氢弹的研制时间大大缩短,创造了令全世界震惊的速度。

最后,毛主席批准了这次试验,同意聂荣臻到现场主持。他还特别关照说:这次试验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

太阳2 14

在这之后,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成立了卫星测量部,统一负责全国卫星测量台站的规划、建设以及建台后的使用管理。这样,从事卫星测控研究和从事火箭、导弹靶场测控工作的两支队伍汇集在一起,在混乱的年代里开始了卫星测量控制网的建设。为了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冲击,1967年3月,聂荣臻建议中科院承担的国防科研任务和机构,由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这个建议得到毛主席的批准,正是这个决定,使我国的卫星研制工作在混乱的年代中得以坚持下来。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升空,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

2.谁来负责原子弹和导弹发展?

5个月以后,重量达1138公斤、飞行高度为60公里、携带25公斤气象探测仪器的第-枚“T-7M”型高空气象火箭,在安徽广德县山区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在人造卫星研制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就。后来,由于经济困难,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在国防尖端研究项目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卫星研究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此后,随着中国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原子弹先后研制成功,沉默许久的卫星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6年9月27日上午9时整,中国用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将核弹头从巴丹吉林沙漠投送到了新疆的罗布泊,核弹头在靶标上空精确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结束了中国核武器“有弹无枪”的局面。也就在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聂老总,我们没有干好,对不起国家!”钱学森难过地说。“这次没有干好,下一次会干好的,我相信你们!”聂荣臻对钱学森等人说。他还说,失败了,要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他还重申,技术上由钱学森当家。钱学森听后很感动,他意识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

4.“两弹为主,导弹第一”

1966年10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在讲了上述一番话后,他说:精神的原子弹转化为物质的原子弹,物质的原子弹证明精神原子弹的威力。聂荣臻记住了这句话,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多次提起这句话。他说,周总理总结得太好了。

结语

在“两弹”研究秘密进行的同时,中国的氢弹研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1966年12月28日12时整,中国成功爆炸了一颗氢弹装置。

共青团中央

“东风一号”导弹虽然是按照苏联图纸制造的,但是所用的材料全部是国产的,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射导弹,聂荣臻非常重视,亲自赶到第一线指挥。他于1960年11月4日到达酒泉发射基地。他抚摸着那枚代号为“1059”的导弹墨绿色弹体,叮嘱道:这是一枚争气弹,一定要打好!11月5日清晨,聂荣臻在张爱萍、赵尔陆、钱学森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距离发射阵地5公里的指挥所。9时整,随着一声巨响,大地颤抖起来,10分钟后,导弹准确地命中55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区。这是苏联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后,在天灾人祸面前,中国人民在国防科技方面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当天晚上,在简陋的基地食堂内,聂荣臻向基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们敬酒表示祝贺。他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第一次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个重要转折点。后来,我国又成功试射了两次“东风一号”,都获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已经初步掌握了导弹制造技术。

转载请联系授权

20世纪60年代,我开始在新华社担任负责报道科技方面新闻的记者,在采访一些着名科学家的时候,时常听他们讲述在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如何取得“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1984年国庆节前夕,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陪同着名数学家华罗庚去登门看望聂帅。那天同去的还有当时的国家科委负责人宋健等。在中南海附近的一个院子里,聂帅谈笑风生,华罗庚坐在聂帅的旁边,笑眯眯地回答着聂帅的提问,聂帅关切地询问华罗庚的身体,说:“70多岁的人了,要多保重啊!”那情景,至今回想起来,还深深感动着我。在这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再一次深入采访聂帅--这位科学家的挚友,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下面,让我们沿着我国核工业和国防科技事业发展的路径,再次重温“两弹一星”元勋的丰功伟绩。

自回国后,钱学森的住处始终未变,不知道有多少人劝他搬到新房子里住,他就是不肯。很久以后,钱学森对人说:“我住在这老房子里不愿搬家,是因为这是聂老总亲自分配给我的,它使我常常想起当年的科研工作,想起聂老总对我的关怀……”

这一时期的“两弹一星”工程,原子弹、导弹、氢弹和探空火箭及卫星发射工作相继或同步展开。但是,从性质和功用来分,“原子弹和氢弹”可以用“核弹”来统称;导弹和探空火箭在钱学森的主导下共同发展,探空火箭则是我国人造卫星项目的必然组成。因此,这一时期,“两弹一星”工程中
“两弹”用“核弹、导弹”来表示则比较全面。特别是导弹和探空火箭作为核弹投送和卫星的运载工具,是“核弹”武器化和“一星”升入太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后期国人将“两弹”明确为“核弹和导弹”是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根据的。

“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

自1960年到1965年初,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共写出了69篇研究报告,对氢弹的各种物理过程和氢弹的作用原理及可能结构,进行了多方面深入探讨,并解决了一系列热核材料燃烧的应用问题。张劲夫同志在回忆这段时期时,一方面,特别强调了于敏等科学工作者的顶梁柱作用,对于敏在氢弹设计方案和突破技术难关方面,进行了高度评价;另一方面,对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团队的的出色工作,也赞誉有加。

从此以后,中科院加快了成立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的工作。同年11月,经聂荣臻批准,这个设计院迁往上海,组建起了中科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从事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1960年2月,上海机电设计院自行研制成功“T-7M”型液体探空火箭,这是中国人自行研制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这年4月18日,聂荣臻在张劲夫、郭沫若、钱学森等人的陪同下,冒雨观摩了“T-7M”型液体探空火箭的热试车,他对研制火箭发动机的专家们给予了热情鼓励。

1960年10月23日,我国自行制造的首枚近程地地导弹“1059”导弹从南苑运往酒泉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发射。此次试验委员会主任为张爱萍将军,孙继先、钱学森、王诤为副主任。聂荣臻元帅现场亲自指导。11月5日9时2分,导弹点火升空,7分钟后,弹头成功命中550公里外的目标区。聂荣臻元帅在发言中抑制不激动的心情: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059”导弹即后来广为人知的“东风一号”。

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主席。报告说,争取3年至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国防尖端技术是有条件有信心的。这个报告进一步增强和坚定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心,毛泽东和中央有关领导都圈阅同意。

于敏曾被日本原子核物理专家朝永振一郎赞誉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钱三强之所以把于敏从北京大学调入原子能研究所,就是为了加强氢核理论基础研究,通过先期预研,为原子弹成功后继续发展氢弹进行超前准备。在钱三强主持下,以原子能所“中子物理领导小组”为名,组织于敏、黄祖洽、何祚庥等开展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

有一次在视察完马兰核试验基地卫星后,聂荣臻飞往酒泉,同导弹试验基地的负责人商量卫星的事情。聂荣臻说,现在科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卫星的发射试验进度,卫星地面观测站、台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基地管。那位负责人听了,表示有难处。钱学森说: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北京没有办法安安静静地搞,按照目前的这个样子,恐怕一年半载都难以走上正轨。聂荣臻说,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的人造卫星发射试验一定要如期进行。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出:“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些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重新修改设计后的“东风二号”导弹,经过17项大型的地面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于1964年6月29日全程试射成功。后来,又连续发射了两次,均获得圆满成功。在此之后,钱学森见到聂荣臻时,高兴地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已经是中学生了。

太阳2 15

中国的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核武器政策催生的。朝鲜战争最惨烈的时候,遭到重创的美国人不断放出风声:要以核打击摧毁中国的军事力量。在美国疯狂的核威胁和核讹诈面前,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和大多数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那样,聂荣臻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原子弹。1956年2月下旬,为了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战略方针的报告,彭德怀多次找包括聂荣臻在内的军委领导商谈,力主开始导弹和核武器的研究。1956年3月14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委托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聂荣臻领导航空工业委员会的工作。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聂荣臻开始组织领导研制“两弹”的工作。

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素有“氢弹之父”之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去世的消息再次唤起国人对“两弹一星”伟大工程的关注和回忆。人们在缅怀于敏等国防科技事业功臣的同时,再次引发了疑问和争论:“两弹一星”中的“两弹”到底是哪两弹?
原子弹、氢弹、导弹还是核弹?

有天晚上,天空晴朗,我陪同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仰望着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中国第一颗氢弹

核导弹虽然研制出来了,但要作为一种武器,还必须经过试验,就是说要引进“两弹结合”的实弹试验,而这种试验危险性太大,稍有不慎,打偏了,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聂荣臻决定到现场主持试验。周总理对此非常满意,高兴地说,有聂老总亲自去主持,我们就放心了。

尽管氢弹空投试验爆炸成功了,但是根据实战需要进行武器化并装备部队还必须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设计,才能最终实现核武器的定型和应用。在于敏带领下,我国科研工作者抖擞精神再出发。氢弹的小型化、提高比威力和核武器生存能力、降低过早“点火”几率等后续优化设计工作紧张有序展开。最终,我国第一代热核武器定型并装备部队。在解决了核武器的有无问题后,我们科技工作者战斗精神不减,继续进行了第二代核武器技术和中子弹技术的研究。

2010年12月2日,在中国科协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聂帅的女儿聂力大姐,交谈中,我说了曾经想采访聂帅而未能如愿的遗憾。聂大姐对我谈了聂帅的一些往事,之后还给我提供相关聂帅的资料,使我完成了这一夙愿。

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虽然成功了,因当时国际承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是指威力更大的氢弹,我国核弹发展的主要工作转入氢弹的研制。毛泽东主席曾为此作出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义不容辞地成为新中国核弹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原子能研究所的“轻核理论组”一下子被推到了核武器研制的前列。

说完,两人就哈哈大笑起来。

于敏先生、何祚庥先生在一起

1966年10月25日上午,聂荣臻从北京西郊机场飞往酒泉导弹试验基地,这时,他已经是67岁的老人。到了现场,聂荣臻仔细地检查相关工作的准备情况。

科研人员和工人用简陋设备功课技术难关

1957年9月7日,以聂荣臻为团长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坐一架苏制伊尔-18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起飞,赴苏联谈判,我也一同前往。途中,父亲问钱学森:“造苏联的P2导弹,你有把握吗?”钱学森说:“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

苏联撤走专家后的工厂 (图片来自中国军视网)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两弹”的争论达到了高潮。主张把“两弹”研制工作下马的同志强调苏联援助没有了;导弹、原子弹技术高度复杂,依靠我国尚不发达的工业和科技力量,很难造出“两弹”;花钱太多,主张把有限的钱用到常规武器上,说什么“你打你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聂荣臻坚决反对“两弹”下马,他把“两弹”看成是“命根子”--国家的“命根子”。那些日子,面对激烈的争论,聂荣臻不断找人谈话,研究调查的结果,更坚定了继续领导研制“两弹”的信心和决心。

张爱萍将军在试验场向周恩来总理报告

事后,聂荣臻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中说:“在自己国土上用导弹进行核试验,并且一次就百分之百地成功,这在国际上是一个重大创举。从第一次核爆炸到小型化核弹头,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我们只用了2年。”

2.“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钱学森想了一下,说:“不是有一句谚语‘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聂荣臻一行到达苏联后,经过35天艰苦谈判,签订了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苏联答应在原子能工业、导弹、火箭武器、航空新技术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等诸方面援助中国。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苏联这些承诺最后没有全部兑现,事实上中断了。

毛泽东主席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和指示中,几次都明确指出要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和导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他指出:“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还在起步阶段时,卫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主要取决于毛泽东的决心。

1964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于新疆罗布泊试爆成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尽快实现“两弹结合”,研制成功导弹核武器。1965年5月14日,核航弹投放试验成功,中央专委随后立即组织集中力量研制导弹核武器。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关于进行“两弹结合”的试验论证报告,并决定先搞“冷试”后搞“热试”。

“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就在这一年,我国组建起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1954年,我国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床,中国有了自力更生发展核工业的基础。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了发展“两弹一星”的重大战略决策。自此直到1964年10月16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在这个阶段,我国“两弹一星”工程中,原子弹和导弹项目是重中之重。

蓝天上的“中国星”

正是由于钱三强提出的超前方案和独具慧眼的学术组织工作,我国氢弹和实战化核武器研发才能“立题早、动手快、方案巧”,确保了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国家。

他的话极大地鼓舞了在场的人们,整个对接、通电工作很成功。随后,他在导弹发射架下与大家合影留念。

1959年6月,苏共中央来信,正式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并终止合同撤走了专家。原本借助苏联帮助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道路走不通了。对此,毛泽东主席再一次定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好中国自己事的决心,他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959年7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出指示: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5年初,着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总理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引起周总理的关注。差不多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建议书。他认为,人造卫星应该重新上马。1965年初,聂荣臻看了钱学森的建议后,作了如下批示:“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我意请张爱萍邀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座谈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打……”根据聂荣臻的意见,国防科委对研制卫星进行了可行陛论证,并将论证结果报告给中央专委。

太阳2 16

1956年4月中央军委会议,周恩来听取了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负责我国导弹事业的发展的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为聂荣臻。之前,时任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的陈赓大将,也曾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1956年5月10日,聂荣臻提出《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在航空工业委员会下设立导弹管理局,钱学森任总工程师;建立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周恩来再次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对此进行讨论。

太阳2 17

如今人们对“两弹”内涵和“四弹”间关系的关注和疑问,体现了大家对国家兴旺发达和早日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企盼,体现了对以钱学森、钱三强、于敏等为国家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的敬仰和热爱;同时,也是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更多形式的继承和发扬。

众所周知,在当时重重技术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核大国对相关技术更是绝对保密。时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的于敏和同事们凭着造“争气弹”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上海的近百个日夜,于敏经常半跪在地上分析堆积如山的计算纸带,终于形成了一套从氢弹初级到能量传输到氢弹次级的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氢弹设计取得了重大突破。朱光亚院士评价称,在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的过程中,“于敏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作用被一同参与研究的同事们直接评价为氢弹的“首功”。

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署《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

太阳2 18

“两弹一星”明明的是“两弹”,但是,为什么会有原子弹、氢弹、核弹和导弹“四弹共存”的疑惑呢?实际上,上述“四弹”都蕴涵在“两弹一星”的概念之中,只不过是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侧重点或提法的不同。

实际上,原子弹、氢弹和导弹都是“两弹一星”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中,导弹作为核弹头和卫星的投送、运载工具,一直是“两弹一星”工程的重点发展项目;原子弹、氢弹发展为实战性核武器后,也合二为一称为“核弹”。“四弹共存”只不过是一定历史期内侧重点和提法的不同。

我国核工业和航天工业成体系发展的历程中,“两弹一星”既是时代赋予科技工作者的总项目,更是打牢国家工业基础的体系工程。“两弹一星”在短短十多年时间内,全面推进了我国的国防实力质的飞跃,广泛带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在整体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还锻炼造就了一大批具有独立自主精神、敢于挑战世界难题的科技队伍。

1969年,于敏带领团队在平洞试验场开启了核武器研究的新征程(图片来源:中国经济网)

“两弹一星”中的“两弹”是指原子弹和氢弹,还是导弹和核弹?

氢弹研制远比原子弹复杂,相关理论涉及理论物理、原子物理、核物理、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等离子体物理、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应用数学和计算数学等诸多学科。于敏院士生前接受采访时曾指出:“氢弹既有工程问题,又有技术问题,又有科学问题。是三者都有的一种尖端技术。所以要学的东西很多”。

接下来的一年,氢弹原理核试验准备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众所周知,氢弹构型设计作为热核武器的核心关键技术,于敏独立自主创新了与美国的TU构型不同的本土构型——即后人以于敏名子命名的于敏构型。正是这种构型保证了我国能够以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由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和英国之后,第四个掌握氢弹原理和制造技术的国家。试验现场蘑菇云腾起后,于敏拿到测试队报来的测试结果,脱口而出:“与理论预估的结果完全一样!”。至此,我国完全具备了设计实战型氢弹的条件。

第一阶段:原子弹与导弹(1955~1964)

“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1963年12月,中央专委决定:“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

太阳2 19

3.原子弹+氢弹=核弹

3.我们原子弹和导弹本来应该是“苏联式”

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中央又果断作出发展导弹技术的决策。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11月,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1958年2月,正式成立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局,建立起新中国核事业的领导班子,李觉任局长,郭会英、吴际霖任副局长。1958年5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

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进行了全威力氢弹的空投爆炸试验。中国人凭智慧和毅力打造的自己的“人造太阳烟云升离地面10公里”,在距爆炸点以北250公里处仍能看到。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中国的速度创下世界之最: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零3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用了2年零8个月。

1958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言 倡议搞原子弹

二机部作为当时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一批专家外,还从一些高等院校调去朱光亚、周光召等科学家。这些科学家在我国核弹发展事业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体制的保障和集体的力量,才使得我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这一发展过程,创造全世界范围内时间最短的辉煌计录。

综上可知,原子弹和氢弹是我国核武器或者说我国核弹发展中不可分割、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这一时期,虽然氢弹的研制和发展成为重点,但是,如果就此认为“原子弹和氢弹”是这一时期“两弹一星”工程中的两弹,是不合适的。

展开剩余92%

1960年6月,时任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有不同的原理和规律,与轻核聚变反应有关的理论问题,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杰与钱三强商量后提出氢弹预研项目,钱三强具体进行组织安排。1961年1月12日,钱三强亲自将秘密进行氢弹理论研究的任务交给了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的于敏等人。

据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回忆,我国核弹由原子弹向氢弹发展,既有领导层高瞻远瞩、超前筹划,也有科技工作者鞠躬尽瘁、团结协作。其中,钱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

根据协定,苏联将通过提供原子弹、导弹的样品和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等形式,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其中,明确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等条款。

1.“搞原子弹,我看10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

“1059”导弹及参试人员在酒泉发射场进行飞行试验发射

(图片来源

1960年2月,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提出
“埋头苦干,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奋勇前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技术的要求,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中国导弹的研制进入快速发展期。

第二阶段:核弹与导弹

1.未雨绸缪,“国产土专家一号”从零开始研制氢弹

相关文章